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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说到,“全民医保”只能解决问题的一半,“低成本”(或者说控制成本,即用尽可能低的成本实现较好的健康状况)是真正解决“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的一个必然要求,是医改能够成功的必要保证。而目前我们离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实现低成本,必须有合适的医疗服务体系,因此,医院改革是医改的重中之重。而医院改革首先要明确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医院?判断医疗服务体系或者医院好坏的标准是什么?好的标准才能产生合理的激励,使医院的行为不被扭曲。
为了说清问题,我们先来看看好医院的判断标准“不是什么”。
——“医疗资源丰富”是不是好的标准?如果我们只看过《经济学原理》,往往就认为,“看病贵”是源于医疗资源供不应求,因此解决的办法就是多办医院。我经常在乘坐出租车的时候向司机师傅请教一些问题,比如这个问题,我曾不止一次问过。有的司机师傅回答十分精辟:“医院多了少了都不好,少了吧,有病没处看,多了吧,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的老百姓爱生病,也不好”。医疗和一般商品不同,一般商品供应充足有时甚至过剩才是好事,但医疗资源多了,麻烦必然也来了,甚至成为灾难。这就是为什么最自由、最市场经济的美国,每年却要通过国家计划的形式限制医学院招生人数。美国上世纪60年代不小心外科医生培养多了,结果后来发现心脏手术剧增,因为心脏手术挣钱,再后来发现30%的手术是医学上不必要的;中国的抗生素供给可谓十分充足,不断换代升级,带来的问题是人群的耐药性迅速增加,这其实是全民族的健康素质下降,从长远来看,甚至是国家安全的隐患。医疗服务是从疾病衍生出来的,过度的医疗服务是浪费。没有医疗资源是不行的,但如果把“医疗资源丰富”作为标准,那就会激励过多的资源进入。一般来说,资源过剩了,市场会重新调节到均衡的状态,但是医疗领域出现的现象是有多少医生和多少床位,就会有多少的病人。资源越丰富,创造出来的医疗需求也越多,资源浪费就越多。中国目前医疗资源的丰富程度已经排到世界第69位,总体上不存在不足的问题,我国的问题更主要出在资源配置上。
——“医院的经营效率”是不是好的标准?如果医生整日无所事事、喝茶聊天,那肯定不行,是必然要改的,但这显然不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要为医生说句公道话话,之所以现在医生感到非常辛苦,却还是民怨沸腾,问题还是出在机制上。如果把“医院的经营效率”作为标准,像衡量企业的效率那样,以医院的工作量大小、盈利能力高低作为衡量医院的标准,那么医院就会以盈利为目的,而不会主动控制总费用,医院收入的不断增加,但患者的负担也不断增加。当下一些医院改革的药方——如股份制、引入战略投资者、加大医院竞争等,恰恰是着眼于提高医院的盈收盈利能力,而“你们今年收入多少”,也是不少医院院长在一起攀比的对象。
——“医院的高、精、尖”是不是好的标准?显然,医疗技术需要提高,医学科研需要创新,但是医疗必须有序,医院必须分层,才能构建一个完整的医疗服务体系。如果把“高精尖”作为标准,在没有强制转诊机制的情况下,各级各类医院都会追求高精尖,那就实现不了“低成本”。我国医疗资源已经过度集中于高端,当下不少大型医院,趁着医改的东风,要继续扩大规模提高档次,这并非医改的主要目标。
——“多元办医”是不是好的标准?世界卫生组织会定期发布全球各国的医疗体系排名,这个体系中有几十个指标,唯独没有“多元办医”这个在我国很热门的指标。从现实数据上看,大国中健康水平最高、医疗成本较低的英国,搞得也不是“多元办医”,而是“一元办医”。
那么,从解决“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促进人民健康的目标出发,好医院的衡量标准是什么呢?我觉得至少以下几条是必须的:
第一条是公平性。所谓公平性,是指整个医疗体系的资源布局、服务内容和成本,能够确保全体人民都能获得安全、可及而又付得起的医疗服务。高端资源过度发展,必然会损害大部分人享受普通医疗服务的权力。是让10个顶尖的医生去为1个富人治疗无关生命的富贵病,还是让这10个医生为1000个穷人治疗关乎生命的疑难杂症,这是社会价值观的重大选择。获得医疗服务是商品交易还是人的基本权利,这是医改争论背后最根本的命题。不仅在我国如此,美国当下如火如荼的医改争论也是如此。
第二条是宏观效率。所谓宏观效率,是指“以尽可能小的成本生产尽可能多的健康”。效率者,少花钱多办事也。医疗本质上是一种“修理品”,无非是修理人而已。修车、修相机的朋友都有经验,修东西和买东西不一样,买东西的时候,东西还不是自己的,可以放心挑选、砍价,不买也没损失;而修理东西的时候,这东西已经是自己的,修不好自己要承担损失,所以商家往往告诉你,这也要换,那也要换。但是凡是修东西的顾客都希望,尽量少花钱把东西修好,而不是“提供尽可能多的修理服务”。这个规律,在医疗这里也是成立的。从宏观效率的观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医院的服务档次不是越高越好,盈利能力不是越强越好。因为医疗服务这种“修理品”,它的盈利就是社会的成本。正像我们不能说修汽车修得越多,汽车业就越发达,是一个道理。改善人民健康才是医疗卫生事业的使命,而不是提供多少医疗服务。
顺便提一下,如何才能实现“宏观效率”?三条路。一是预防为主,少得病自然是节约成本最有效的办法,但是预防做好了就会减少医院的收入,所以要有配套措施;二是适宜技术,在同样的治疗效果下,尽量用便宜的药、便宜的治疗方案,是“性价比”最高而不是治疗手段越高精尖越好。昨天有网友留言说,医院“小病大治、大病往死了治”便是与此背道而驰的。当然,这个问题涉及举证倒置等因素,需要另外单说;三是医疗体系要分层次,有序就医,三级医院的固定成本比二级医院高一倍多,如果大病小病都去三级医院看,必然会有损于宏观效率。因而,各级医院之间不应当是同质的竞争关系,而应该是有序转诊、分流和合作的关系。
最后,衡量医院好坏,还有一个最根本的标准,那就是能否按照医学规律来行事。说到底,医学是科学。生什么病该吃什么药、该做什么手术、该去什么医院的选择,和“饿了吃什么饭、寂寞了看什么电影”这种选择是不一样的,医疗资源的配置应该以科学为基础,而不是以消费者的选择为基础。美国医学院校里把“No harm(没有伤害)”作为医学的最高准则,医学教科书上也有“能吃药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输液”的教训,然而,这些规律在中国的许多医院中都没有得到贯彻。还要强调一句,这主要不能怪医生,而是长期扭曲的机制,使得医院和医生的行为不仅不符合患者的最优利益,甚至也违背了医学的基本底线。从这个意义上说,医院改革事不宜迟。
具体到中国的情况,中国大部分医院是公立医院,医院改革的重头戏是公立医院改革。除了上述标准之外,公立医院改革还要符合一个标准,那就是公立医院的行为要服从政府意志和纳税人的利益,因为公立医院的出资人是政府,以及政府所代表的纳税人。
当然,我们也面临其他的现实要求:医院要有发展,才能更好的提供服务;医生要有合理的收入,才能吸引和留住人才。但是,医院的发展必须和社会经济条件相符合,医生收入要用合理机制调整,而不是像现在的一些机制使得医生的行为被扭曲,形象被破坏。这些也正是我们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另外,上面所说的几个目标,是否一定要靠公立医院来实现?公立医院和其他所有制的医院,哪一个能够更好地实现这些目标?在什么机制下才能实现这些目标?这些我们也留待接下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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