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妹

小编有话：打疫苗本来是为保护孩子，可是最后却给孩子带来了伤害，数据是庞大的，也是血淋淋的，那么我们该怎么保护我们的孩子呢？各位美妈，关于孩子打疫苗该怎么打，打哪种，去哪里比较放心，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

孩子一出生，每个月都有不同的疫苗接种项目，打吧？怕有什么后遗症，不打吧？上幼儿园上小学又拿不出疫苗接种本本。疫苗对于孩子来说，是给孩子增加一道保护围墙，但是如果疫苗要改变孩子的悲惨命运，疫苗不就是一活生生的害人不偿命的东西吗？
今天看了一则新闻，我顿时不淡定了.......是你的话你还淡定的起来吗？


陈素珍本来是个活泼自信的安徽女子，2009年大学一毕业就进入了杭州虹桥医院做文案宣传。漂亮的容貌，如鱼得水的工作，殷勤呵护的男朋友都让她对未来都充满了美丽的想象。然而这一切都在2009年11月10日下午的那一针之后来了个急转弯。“那时候甲流疫情严重，人心惶惶的，正好单位组织打针，就跟着一起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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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陈素珍已经从一个曾体重90斤的窈窕淑女变成了一个120多斤的胖子，男朋友嫌弃她，和她分了手。她回到了安徽老家，病痛的折磨加上内心的灰暗让她选择了封闭自己，“整天哭，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能蹦能跳能赚钱，而自己就像个废人一样在家待着。妈妈说再哭我眼睛都要瞎了”。现在，陈素珍左耳已完全失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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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5日，已经6岁的孙舒晴第一天去幼儿园上学。下午四点放学回来，妈妈看孩子满脸笑容这才暗暗的放了心，赶忙切开早已准备好的西瓜放在桌子上，看着小姑娘咕叽咕叽一口气吃完。“西瓜现在两块多一斤呢，但孩子爱吃，就买给她，总比吃药花钱少”，妈妈叹了口气，去厨房打开了炉子，一会的功夫，浓郁的中药的味道就在院子里蔓延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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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9日，山东省章丘市普集镇，王奎年的妻子抱着当时6个月大的女儿王昭洁去了卫生院，按照免疫登记卡上的计划注射了乙肝疫苗的第三针。厄运从此开始。当晚就开始发高烧，很快就发展到惊厥抽搐，凌晨三点，感觉事态严重的王奎年打了急救电话，送孩子去了章丘市急救中心住院。住院一周才退了烧，稳定下来，王奎年办理了出院，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结果事与愿违，从此之后，孩子只要一发烧就抽搐，又过了半年，竟然开始不发烧也开始抽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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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被病痛折磨中的女儿，王奎年心如刀割。他带上多年的积蓄，带上女儿几乎跑遍了全国，北京，济南，呼和浩特，“只要听说哪里看得好的，就去”，但是几年下来，钱花光了，可女儿的病情却丝毫没有减轻，智力接近于零，连喝水都要用针管打到嘴里。又能怎么样呢？除了上访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了。王奎年跑了无数次北京，当他一次次在卫生部的门口徘徊时，他的女儿也在他家的院子里一圈圈的徘徊。6年过去了，一直没有任何进展。他们，能等来一个补偿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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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文龙本来在山西省洪洞县万安镇经营着一家小加油站，自给有余，过着安静幸福的生活。他的女儿易世华聪明伶俐，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2006年时还是临汾市新华中学43班的学生，12月8日上午校医在讲台上给所有孩子排队注射了流脑（A+C）疫苗，噩梦从此开始。几天之后，易文龙发现女儿身上出现了明显的异常，先是本来伶俐的她思维突然变得迟钝，紧接着胡言乱语，逻辑不清，再之后就突然昏倒了。易文龙放下一切，带着女儿先后在镇医疗所、临汾市人民医院、太原市儿童医院一路治疗过去，病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越加严重，等到了北京301医院治疗时，女儿已经昏迷不醒，生命垂危。医院诊断为“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等到一个月后孩子醒来时，已经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他曾至爱的宝贝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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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孙红丽的人里，很多人都叫孙红丽为“孙二娘”，意思是说她是梁山好汉，女中豪杰。早在结婚之前她就开了家壁画厂，做起事来雷厉风行，干净利落，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凡是打过交道的无不对她竖大拇指。2004年9月30日下午，她带着当时几个月大的孩子去了淄川区双杨镇卫生院打了百白破疫苗的第二针，打完回到家不到一小时孩子就一直哭闹不止，眼睛好像真不开的样子，到了凌晨一点就开始抽搐，她赶紧带孩子去了淄博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生看了看孩子说是像中毒症状，孙红丽仔细地想了一遍很确定的说孩子还在吃母乳，没吃过别的，不可能中毒。医生又问那是不是打过疫苗，她说下午打了，医生哦了一声就再没说话，开始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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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抢救回来了，但是抽搐却怎么也止不住，这医院一住就是一年。之后又转院去济南看了十几天，还是没什么效果，孙红丽一咬牙去了北京。“租个房子，我用了两年时间看遍了北京所有大一些的医院，遇到过几次医托，虽然心里知道可能会受骗，但还是会跟着去碰运气。我觉得那个时候我都急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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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 疫苗都不保险  这疫苗 我是打还是不打 呢 不打又不上上学  太纠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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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说可能是感冒吧，吃几天退烧药看看情况。但是情况没有如预想的那样好转，抽搐反而愈加严重。5月31日李玉芬就把孩子送到了北京儿童医院，诊断为“病毒性脑炎”。等到两个月后出院时，孩子的下半身已经瘫痪，智力也受到很大影响。2007年3月6日，北京市疾控中心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小组给出了鉴定报告：患儿潘文琳，病毒性脑炎诊断成立。2008年，李玉芬给孩子做了开颅手术，切除了左半边脑，但孩子依然没有任何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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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12年，李玉芬用政府报销的一部分钱去给女儿做了“迷走神经刺激术”，“就是在身体里埋下了一个发出脉冲信号的机器来干扰脑电波，隔一段时间就要带孩子去医院让医生给调试下机器。而潘文琳，智力则永远停留在一岁的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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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祈祷奇迹在儿子身上出现，让一切的痛苦都离我们远去，回到以前的幸福平静的生活中去，让时间倒流到2010年3月16日，把儿子身上的那针药水取回……”，这是李宝向在一份手写的申诉书上留下的文字，那一天，他的儿子李致康8岁，是临沂市蛟龙镇三株希望小学2年级的学生。本来那一天应该是和其他任何一天都没有什么不同的，早上放学，中午放学，周而复始。但那一天中午妈妈发现了儿子的不同，他第一次表现的没精打采的，一直说很累，妈妈问是上午体育课跑累了么。儿子说没有上体育课，只打了针甲流疫苗。中午孩子也少见的没有胃口，吃了几口饭就去上学了。下午回来还是没精神，妈妈摸了摸额头发现有点烫，就打电话给防疫站反应，防疫站说吃点退烧药就好了，是正常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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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两三天孩子一直是那样气息奄奄的样子，到了19日下午放学后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家人发现孩子的头老往一边歪，嘴唇发青，妈妈就带孩子去村卫生室输了液。第二天凌晨三点半，孩子突然开始口吐白沫，身体开始剧烈抽搐，连夜送到临沂市人民医院。那时候李致康就只剩下心跳而没有呼吸了，陷入了深度昏迷。只能上呼吸机来维持生命体征，十几天之后，医生表示无能为力，建议他们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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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全立40岁就当了爷爷，当他带着孙子出门，不知道的都以为那是他小儿子，“实际上，现在我基本上也算是他的爹了”，说着他怜爱地摸了摸身旁已经四岁的小孙子的头，小冯和有些怯生，一只手撑着膝盖，一瘸一拐地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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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底，妈妈抱着当时几个月大的冯和去董口镇防保站吃了第3剂糖丸。过了6个月，发烧，送到村卫生室。第二天送去县医院，打了三天的吊针，等到退烧后发现孩子双下肢无力，“挂在身上晃晃荡荡的”顿时吓坏了。6月15日去了济南的齐鲁儿童医院，那时候只能是做康复。在北京做眼镜生意的儿子赶紧跑回来，强大的经济压力加上孩子的现状，“被吓癔症了。开始胡言乱语，老是说自己是济公，能看好孩子的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