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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1 11:58 |只看该作者 | 最新帖子 | 查看作者所有帖子 | 发短消息 | 加为好友 | 字体大小: tT
先说一句:本人赞同对小孩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在现在情况下,必须要教会小孩子一些国学基本的东西。
“先生,早。”  “小朋友,早。”
  两句话,七个字,就是一本最近被拂开积尘重印后,热卖至脱销的一本语文老教材——1932年版的《开明国语课本》第一册第一课的全部文字了。
  《开明国语课本》由一代大家叶圣陶先生编写课本文字,丰子恺还为每一篇课文精心绘制了插图。教材活泼隽趣,贴近儿童口语,在当时同类教科书中也是很新颖的做法。 
  最近在各大书店里,这本书的重印本都卖断市了,连出版社都说没货,不仅时下的儿童,爸爸妈妈们也对它爱不释手。

  像一粒金子被擦拭后重新闪光,一套老教材到底有什么吸引力?相比之下我们如今的教材究竟“僵”在哪儿? 
  70年前的语文教材,大师亲自编
  为什么把上述两句话放在第一册的开头?叶圣陶曾诠释说,“开学那天,小学一年级的孩子是头一回跨进学校,觉得什么都既新鲜又陌生。见到老师,他们上前去鞠躬问好,老师微笑着欢迎他们。等到上课了,翻开课本一看,刚才温馨的一刹那原来已经写在课本里了!老师此时如果善于启发,定能使孩子感到学习的快活,逐渐养成观察和思考的好习惯。”  
  像这样教孩子如何做人的课文,在课本里不胜枚举。如第45课讲了鲁滨逊漂流的生活,第46课还不忘告诉孩子们:“鲁滨逊的精神和行为虽然令人敬佩,但更可称赞的,却是人类的合群生活。”
  《开明国语课本》,选文独多自然与人、花鸟鱼虫、乃至猫猫狗狗的题材。《田里的麦熟了》、《一箩麦》、《我被缚住了》……几乎构成了一组儿童田园诗,符合1929年《国语课程标准纲要》制定的“选文要蕴涵文学趣味”的要求,“因为少年时期的学生,正是心性活动的时候,读有兴趣的文章,方足以引人入胜。”这套教材在1949年前共印了40余版次。 
  今天的语文课本,充满人造味儿 
  老课本重印是件好事,它可以和现在的课本作个比对。当下语文教材的民间批判人士、杭城语文老师郭初阳认为,民国时代是中国教育发展得最好的时代之一。这本教材,体现了民国时代教育的基本水平。
  郭初阳是民间自发的教育学术研究团队“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的核心成员。他说,就拿这本《开明国语课本》来讲,它所体现出来的教育者的眼光和见识,是后无来者的。这本教材的内容富有童心,它给孩子提供了发散性思考的空间。这里的文章,全部都是原创的,真实性趣味性兼备,符合人性,带着真正的爱在做教育。但我们现在的教材恰恰相反,这是一个以主流意识为标杆的灌输式教育体系,课文充满了人造味儿。这种只需要往脑袋里倒进去的内容,便不需要学生思考。而不需要思考的课本,哪能培养出有独立思路的孩子?
  郭初阳认为,目前的教育、教材体系落后,甚至不及从前。因此重印民国教材,有它重要的价值。
  语文教学,要让孩子学会审美  
  记者采访杭城多位语文特级教师,在他们看来,时下语文教材中有一些问题,或者在某些方面有不足,是正常的,因为教材每年都在不断修正。
  一位在职语文特级教师说,教材都是有时代特征的,不同的时代背景会有不同的教材。“不能说什么时候的教材好,我更不认为现在的教材有很多问题,但发现问题进行修正,教材会更完善。”
  另一位语文特级教师说:“对一个老师来说,教材是载体,教得怎么样,才体现老师的本事。”
  “语文教学的终极目标,是促进人的发展,通过语文教学让学生学会审美,了解这个社会和世界这么美,达到精神上的享受,从而提高审美情趣。”
  “叶圣陶、丰子恺都是一代大家,现在我们难以想象大作家大画家来屈身编写‘先生,早’、‘小朋友,早’。”但他们肯定不觉得大材小用,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看来最浅近最简单的文字,才是最重要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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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之声《全球华语广播网》报道,学生教材中存在各种问题,一直在不断延展出各种关注。最近,由叶圣陶先生亲自编写的《开明国语课本》重新印刷,据说已经卖断市,连出版社都没货了。不仅如此,同期重印的老课本系列在网上几乎都是收获好评一片,尤其受到学生家长的追捧。

  虽然是1932年的课本,但家长们说,这些教材被学校当成课外读本之后,“几乎不用教,孩子们一读就能成诵”。贴近小孩子的心理,似乎是那个年代小学课本编写的一个共识,人们对于之前现代语文教材里拔高主题也有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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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明课本”受热捧的现实咏叹

[提要]  近日,由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1932年版《开明国语课本》重印本,上市没多久就卖断了货。老教材取代现行教材亦非可取,但这70年前的《开明国语课本》受热捧着实令人汗颜,自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近日,由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1932年版《开明国语课本》重印本,上市没多久就卖断了货。与此同时,同期重印的老课本系列在网上收获好评一片。(11月21日《重庆商报》)

  照通常逻辑,时代更迭,教育亦是日新月异。然而,《开明国语课本》等老教材重印后,在家长学生间所引发的好评甚至热捧,恐怕不能用怀旧、复古等词汇加以定义了,尤其当我们看到学生一面捧着它乐不可支,一面冷落现行语文课本的时候。

  或许有人会拿诸如叶圣陶、丰子恺等大师参与编撰来说事。可是,当我们环顾目下,学生课本不但日益沦为说教的工具,就连其中《爱迪生救母》等范文的真实性都饱受质疑,帝王插图都成了“千帝一面”,不能不说,学生“取舍”间,已然是一种现实的咏叹。

  曾有专家指出,现行语文课本存在“四大缺失”,即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很显然,这些“缺失”在还原我们所谓素质教育本来面目的同时,更烘托出功利教育的主流现实。

  现今教育体系不但孕育了应试教育这个怪胎,而且更让教育的人格素养本旨异化为流水化、产业化的“育人之道”。一定意义上,看似小小的课本,俨然成为人才工厂的加工“模具”。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的语文课本失却了一份“意象优美”、“思想独立”。试问,如此启发性、发散性的课本,又怎能保证贴近“标准答案”呢?不贴近“标准答案”,又怎能确保人才“品质合格”呢?可见,不是课本做不到“引人入胜”及“蕴涵文学趣味”,而是我们教育体系饱含优胜劣汰的功利色彩,使课本的编撰与使用必须严格遵守“产品质量手册”。

  令人颇为纠结的是,虽然《开明国语课本》等老教材,热了火了,但最终还是落得个“引为课外读本”的局面,仅是有限地叩了一下功利教育的门板而已。当然,老教材取代现行教材亦非可取,但这70年前的《开明国语课本》受热捧着实令人汗颜,自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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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热捧“开明课本”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1月22日05:12  沈阳网-沈阳日报
  □杨海东

  近日,由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1932年版《开明国语课本》重印本,上市没多久就卖断了货,连出版社都没货。与此同时,同期重印的老课本系列在网上收获好评一片。

  照通常逻辑,时代更迭,教育亦是日新月异。然而,《开明国语课本》等老教材重印后,在家长学生间所引发的好评甚至热捧,恐怕不能用怀旧、复古等词汇加以定义了,尤其当我们看到学生一面捧着它乐不可支,一面冷落现行《语文》课本的时候。

  或许有人会拿诸如叶圣陶、丰子恺等大师参与编撰来说事,以致认为这是特定时期,“新文化”发蒙以来,开放、开明的社会大环境使然。可是,当我们环顾目下,学生课本不但日益沦为说教的工具,就连其中《陈毅探母》、《爱迪生救母》等范文的真实性都饱受质疑,就连其中帝王插图都成了“千帝一面”,不能不说,学生“取舍”间,已然是一种现实的咏叹。

  曾有专家指出,现行语文课本存在“四大缺失”,即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很显然,这些“缺失”在还原我们所谓素质教育本来面目的同时,更烘托出功利教育的主流现实。

  众所周知,现今教育体系不但孕育了应试教育这个怪胎,而且更让教育的人格素养本旨异化为流水化、产业化的“育人之道”。一定意义上,看似小小的课本,俨然成为人才工厂的加工“模具”。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的《语文》课本失却了一份“意象优美”、“思想独立”。试问,如此启发性、发散性的课本,又怎能保证贴近“标准答案”呢?不贴近“标准答案”,又怎能确保人才“品质合格”呢?可见,不是课本做不到“引人入胜”及“蕴涵文学趣味”,而是我们教育体系饱含优胜劣汰的功利色彩,使课本的编撰与使用必须严格遵守“产品质量手册”。

  我们的功利教育,说到底终究是功利社会的惊鸿一瞥。一定程度上,这种功利的价值取向以至价值观,不但拒载了课本中的童趣,亦使得很多当代“大师”们无法或不愿,参与编撰《语文》课本这样的基础教育工作。这一点,或许和众院校教授,“被逼”去给学生上基础课的怪相,如出一辙。

  令人颇为纠结的是,虽然《开明国语课本》等老教材,热了火了,但最终还是落得个“引为课外读本”的局面,仅是有限地叩了一下我们功利教育的门板而已。当然,老教材取代现行教材亦非可取,但这70年前的《开明国语课本》着实令人汗颜,自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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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课本走红校园 新教材差在哪(组图)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1月18日 10:21   南都周刊

  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1932年版《开明国语课本》重印本卖断市了,连出版社都没货。同期重印的老课本系列在网上收获好评一片。教材为什么好?新教材究竟痛在哪儿?由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的《开明国语课本》意象优美,对现在的小学生吸引力丝毫不减。

  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1932年版《开明国语课本》重印本卖断市了,连出版社都没货。同期重印的老课本系列在网上收获好评一片。
  20个一线语文教师组成的“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关于现行语文教材批判的新书上月出版,很快也引起教育界以及人文学者、媒体以及更多是家长们的广泛讨论。
  老教材为什么好?新教材究竟痛在哪儿?国语教科书及读本

  永儿的爸爸对永儿说:“如果有客人来,先要问他尊姓。”明天,对门的徐先生来看永儿的爸爸,永儿说:“徐先生,请问尊姓?”
  这是1917年版《商务国语教科书》第117课《请问尊姓》的全文。现在上海市江湾中心小学读二年级的蔡亮,盯着右下方一脸懵懂的永儿肖像咯咯直笑。书页在她手中轻快地翻动,《语文》课本反被抛在了一边。
  “如果拿现今的课本与此读本相比较,知道了什么才是孩子喜欢的书籍课本。”
  “这本书孩子看了几页后,甚是喜欢。这更让我们家长明白好书籍才是孩子的良师益友。”
  “目前海外的许多华人家庭和台湾地区,还以此书来教育孩子。”
  当当网读者对这套再版书的评价颇具代表性。
  这套颜体字排印,淡墨着画,一课一图的教材,是民国初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馆长张元济亲自担任校订。自1917年问世后的十年里,总发行量达到七千多万册。
  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教育部,即公布了新的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新式的国文课本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在此后的五年里,仅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就出版了整整12套。
  而如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吕叔湘、夏尊等文人名士,更是热心于小学课本的编撰,负起“这担责任的事”。
  编得太用心了,小孩怎会不喜欢
  如今影印再版的《商务国语教科书》,原名《共和国新国文教科书》,薄薄八小册,素色封面上干净的竖排文字,别无他饰。
  陈宁宁五年前从旧书堆里刨出它们的时候,还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担任编辑。她1983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即从事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现在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所在地,一栋法式洋楼,原是张元济、顾廷龙等开办的合众图书馆。除金石拓片、古籍善本之外,还收藏了不少民国年间出版的“旧平装”。
  这些当年被当成“新书”搜罗的古旧书籍,还来不及细加甄别、保护和收藏,“有的乱七八糟堆得一塌糊涂”。但凭着对馆藏的熟悉,和三大本《民国丛书编目》,陈宁宁从“旧平装”里,翻寻出全套1917版《商务国语教科书》。
  在这个过程中,还勾连出了开明书店1932年版国语课本,和世界书局1930年版课本。三个版本均插画精美,陈宁宁两只手指掂着黄脆的书角,啧啧称奇,“这种书编得太用心了,小孩子怎么会不喜欢。”
  为了拣选出几部合适的老课本再版,当时,她的案头堆满了各种蒙学读本和新式课堂教材。有《三字经》的民国新排本,做成了识字卡片的样子;也有清末的钦定新式读本,少不得讲经尊孔。
  最后选定再版的这三套老课本里,“最先确定的是叶圣陶和丰子恺一起编写的开明书局版”。为此陈宁宁还联系上丰子恺的女儿,时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任职的丰一吟,“没想到那么多年过去,她对这套课本的记忆还很鲜活。”
  陈宁宁的老同学吴遵民,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副教授,也肯定了这几套老教材的价值:现在有些文化名人可能也不屑于去编纂小学课本,既没有名又没有利,也没有人出来邀请,他们很难介入。但70多年前的大师们,编了一个好教材,就滋养了一代人。
  由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的《开明国语课本》,在1949年前共印了四十余版次。
  这套意象优美的课本,选文独多自然与人、花鸟鱼虫、乃至猫猫狗狗的题材。《田里的麦熟了》、《一箩麦》、《我被缚住了》……几乎构成了一组儿童田园诗,也符合1929年《国语课程标准纲要》制定的“选文要蕴涵文学趣味”的要求,“因为少年时期的学生,正是心性活动的时候,读有兴趣的文章,方足以引人入胜。”
  课本经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为“第一部经部审定的小学教科书”。教育部的批语说:“插图以墨色深浅分别绘出,在我国小学教科书中创一新例,是为特色。”
  不用教,一读就能成诵
  开明等三套老课本再版后,曾被上海市高安路小学、上师大第一附属小学引以为课外读本。“几乎不用教,孩子们一读就能成诵。”高老师举出佐证:
  《绿衣邮差上门来》,“薄薄几张纸,纸上许多黑蚂蚁。蚂蚁不做声,事事说得清。”
  贴近小孩子的心理,似乎是那个年代小学课本编写的一个共识。“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但是这还不够。”叶圣陶在《开明课本》的“编辑要旨”里写到。
  民国时期的语文课本洋溢着开放的精神,有些问题并不设置惟一正确答案,以引导小学生主动探讨问题。1932年版的《新选国语读本》有篇《两个疑问的信》。课文这样写:“平之:先生时常对我们说,进退要守秩序,应对要有礼貌。但是也有人说,秩序,礼貌,是束缚自由的东西。照你看来,究竟应该怎样呢?”
  这样的问题对一年级小学生来说似乎深了些,但这种尊重小孩子,并鼓励他们进行讨论的平等思想很让人服气。尤为可贵的是,有些课文不仅告诉孩子们道理,还会教给他们方法。
  最能够体现当时孩子的神采的,是这样一篇应用文,出现在1922年《新教育教科书国文读本》第一册:
  《致某校足球会书》“某校足球会诸君公鉴:经启者,会自组织以来,只有两月,素乏练习,无从观感。久仰贵会热心体育,成绩卓著,原定于本星期六午后三时,拟约贵会诸君,在公共体育场比赛足球,俾得取法大雅,并以联络感情;想诸君亦必乐于赞同也。如荷俯允,请先示复为盼。此上,即颂健安。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足球会谨启。”
  “这就是当时孩子们的日常应用文,这样的温文而又自信,健康又有气度,让你情不自禁地赞叹。”媒体人潘采夫感慨,读者都是明白人,这样的课文,对于大国之中的寡民,是多么稀缺的珍品,对培养我们的独立思想的小国民,又有着多么巨大的价值。小学语文教材历经变迁

  小学语文教材有“毒”
  现行的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被称为“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目前各地使用的小学语文教材除了人教版外,还有苏教版、北师大版、湘教版、鄂教版等多套教材。浙江“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重点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江苏教育出版社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版这三种使用较广的版本进行分析找错。这份报告详尽列举出了三套教材的种种“毒素”:
  母爱和母亲形象不健康,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很少见到有血有肉的、真实生活中的母亲。比如苏教版中的《花瓣飘香》、《沉香救母》,人教版的《玩具柜台前的孩子》、北师大版《母亲的纯净水》等文中,母亲多身体不健康,极度压抑,或功利心太强。而人教版《日记两则》和《看电视》、北师大版《流动的画》和《妈妈的爱》等里,母亲又道德完美到不近情理毫无逻辑。她们多数无视孩子的主体地位,常以成年人的意志去粗暴干涉孩童的世界。
  课本里的孩子基本上都是不快乐的孩子,要么成人化了,要么非常态,或在恐惧中成长,比如北师大版《花脸》一文,或被工具化般地蓄养,如北师大版《三个儿子》。他们被教育要“吃苦”,不断“吃苦”,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吃苦”。
  落后的道德观念在教材中仍有市场,比如“孝”、“报恩”、“服从”。种种道德陷阱,在面对尚未完全形成独立判断能力的小学生时,具有相当的杀伤力。
  (据《长江商报》)
  新语文课本有多“痛”
  在“二期课改”之后,普遍加长的课文,让老师和学生们疲于应付。有23年语文教龄的王老师感叹,课堂延伸阅读和学生自主思考的空间,几乎被压缩殆尽。语文教材的迷茫与反思

  Ian是上海中心学校(小学部)的“高材生”,不久前还在全国小学生辩论赛上获奖。才十一岁的他,对学了五年的课本的感觉是“被洗脑了”。
  上个月,20位教育一线的语文教师共同发起和成立了“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母亲和母爱专题研究小组”——“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发布新书《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小学语文教材的问题又一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跟课堂教育较劲
  二年级学生Sunny的妈妈,曾在一篇《我怎么想就怎么说》的课后练习里,和课堂教育暗暗较劲。
  课文讲述了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小时候,在客人前提反对意见,因为“我怎么想就怎么说”。思考题设问:你敢于向客人指出不是吗?“难道就不能尊重客人,一定要表现你的诚实吗?”Sunny的妈妈针锋相对,默许女儿违逆标准答案,写上,“不会,因为妈妈会骂我!”
  在事后与老师的交流中,Sunny妈妈坦陈,“因为感觉课本里有太多刻意拔高的说教,有意挑战一下。”
  绍兴稷山中学的语文老师蔡朝阳,与“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的其他成员,对北师大版、苏教版和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中的“母亲”概念加以分析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拔高也是一种伤害,就像‘我们都是祖国的孩子,我们都爱祖国妈妈’这样的句子,包袱抖得太突兀,太有‘海拔’!”
  送孩子去国际学校
  上海江湾中心小学,有23年语文教龄的王老师感叹,课堂延伸阅读和学生自主思考的空间,几乎被压缩殆尽。王老师的一对女儿,“尽管语感不错,但文章不太会写。”一道世博会的命题作文,姐妹俩的笔墨泼洒在观礼世博烟花,争辩烟火的形状上。“但会写文章的同学,就能从世博烟花联想到世界和平。”
  这道同题作文,在作家叶开的家里,则引发了一场教育伦理的讨论。女儿乔乔因为没去过世博会,为写作文发愁,老师传授,“实在写不出可以编”。专程为写作文去了世博,女儿又为“要不要写厕所”发愁,因为“写作文要写那些漂亮的东西、美好的东西。即使不好的东西,也要写好的方面。”
  徒生出这样的无奈,父女间甚至达成了如此暗号,“语文考过九十分就是一桩丑闻”。三年前,叶开就注意到小学语文教材的严重问题,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应《语文教学与研究》主编晓苏之约,写了十二期“语文之痛”专栏。
  “我们这一代已经被牺牲掉了”,为了让女儿能够多少挣脱这种教育思想,叶开把乔乔送进了协和双语尚音学校(小学部)。这所建有国际部的学校,“至少能同时奉行两套价值观的教育”。
  就像绝大多数就读于国际学校的孩子一样,乔乔偏爱原版英文课本胜过语文课本,每每看到一个人偷笑。上海中心学校五年级学生Ian比较中英文教材,认为“英文课本突出知识点,而在语文书里总有一段是最重要的,要告诉你一个课文背后的什么道理。”
  最近,他被英文课本里的“餐厅”一课,调动起了研究菜谱的兴趣,甚至自己在家里要求配菜、做菜。“而语文课本也可以讲烧菜,只是最后要加一个感悟‘我这才体会到妈妈的辛苦’。”Sunny妈妈的话已有了杯弓蛇影的意味。
  幸好还有课外书
  Ian一结束考试,向妈妈提出的要求是“我可以看课外书了吗?”
  乔乔在学习时,会偷偷夹塞一本《波西杰克逊》瞄上几眼。这让爸爸叶开感叹好书的诱惑,但仍难释怀“抄词、归纳段意”那一套,“一是浪费小孩子的时间,二是让小孩子在语文作业这个问题上学会了阳奉阴违。”
  虽然,从2001年语文教材放开以来,领袖的故事有所减少,但是王老师还是对叙述陈毅年少时的《神童》等课文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其实这是‘主题先行’观念作怪”,叶开如是说。
  而另一方面,语文课本中的经典缺失到了贫瘠的地步。蔡朝阳历数三个版本,也就是泰戈尔的《新月集选》、托尔斯泰的《穷人》和罗大里的《不肯长大的小姑娘》等四五篇。在上教版小学课本里,长年沿用着几篇朱自清、老舍、巴金的旧文,经典几乎被三四十年代的作家“垄断”。
  但在课外又是另一番景象:乔乔读过全套七本近千万字的《哈利·波特》,Ian和Sunny“遗传”着“男读《三国》,女读《红楼》”的传统。Ian唯一一篇可称喜欢的课文,是由阿凡提的故事改编而来,但《一千零一夜》几乎在教材中处于完全空白状态。王老师揣测道:“因为那样考点只能出一个阿凡提的智慧,深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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